肉体扑灭的欧洲革命和灵魂救赎的中国革命造成了反动派完全不同的感触:欧洲反动派每当举起屠刀时,就会想到自己的亲属子女将来肯定会更加悲惨地死于刀下,并且将会无一幸免,这种伟大的恐惧感往往使他们越来越有所顾忌;中国的反动派在举起屠刀时则没有任何顾忌,他知道哪怕是来日就发生革命,自己包括亲属子女无非就是过几天寻常百姓的生活罢了,绝不会有生命之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让反动派释怀的革命领袖了,不仅以灵魂救赎代替肉体消灭,以和平赎买取代暴力剥夺,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平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还严厉限定了专政的准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涉及灵魂不伤及肉体,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欧洲现代社会基础的三大运动mm文艺振兴运动、宗教改造运动、思维启蒙运动mm熔于一炉,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惟解放运动,培养中国未来千年繁华发展的历史基础.但是,因为灵魂革命不像肉体革命那样直观,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货色,有没有发生革命只能听凭自己诉说,而反动派又恰正是没有人格没有道德不讲诚信的群体,以谎言和自虐为能事,只要利益须要,莫说不在乎人的身躯可以从狗洞子里爬出,哪怕是从肛门里爬出也绝不含混,违心说几句灵魂深处已爆发革命、主观世界已彻底转变的谎言又算什么,甚至能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苦楚诉说,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的悲剧结局:革命的对象,是变革反动派的灵魂;反动派的对象,是歼灭革命者的肉体;灵魂变换可以有无数次,精神性命却只有一次;这就造成了反动派把革命看作是儿戏,虽然是让人不舒畅的儿戏,而人民人民却把革命后的复辟看作是地狱,并且是十分恐怖的地狱;许多人宁肯自残也不敢革命,就是害怕复辟后的恐怖地狱.江青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存在信心跟勇气,江青不仅没有杀掉政敌,还为政敌求见毛主席、从新出来工作创造了前提,可是文革后如果不是党内元老陈云坚决反对,江青早在当时审判后就被押赴刑场履行枪决了.所有看到江青和其政敌不同下场的人,都会对革命斥之一鼻,而对革命后的复辟不寒而栗.文革时代曾经担负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农陈永贵,在后来接受香港凤凰电视采访时就说过,他和华国锋集团的那些人全都受到过忠告,如果胆敢乱说乱动,就不是党行家政处罚问题,而是江青等人那样的法律制裁,虽然事情已过去了20多年,陈永贵仍旧心惊肉跳地说:"他们这一手很管用,一想到江青的死刑裁决,大家就都诚实了".可见,死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处分罪犯本身,更重要的是震慑那些将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懂得这个道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革命力量也理解这个情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泽东,信任消灭罪恶比消灭罪犯更加重要,试图通过灵魂救赎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恶压迫的老百姓,同时也解放那些已经异化为罪恶媒介的作恶者,实现马克思假想的那种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
在这方面,毛泽东可以说是旷古绝伦千古唯一的革命首脑,包括其个人行动也超出了世界五大批教对于灵魂救赎的最感人传说.蒋介石当政时派人扒掉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进城后却下令把蒋介石的祖坟修葺一新,保存完好(扒祖坟和修祖坟在东方伦理中是天大的事情);唇齿相依的政敌张国焘只身潜逃投奔国民党后,毛泽东派人把张国焘妻子护送到武汉与其团圆,可本人的两任妻子却先后死于政敌手中,一个死于国民党的刑场,一个死于共产党的监狱.这也突显了佛领导的革命所特有的局限性:完全依附于佛的个人魅力.在佛生前主持下,革命可以让山川大地充斥人性的阳光,让亿万人民都变成高尚和幸福的舜尧;但是一旦首领去逝,革命产生逆转,因为没有像欧美那样由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分摊历史变革的暴力可怕,而是由革命者单独承担历史变革的全部暴力,反动势力报复起来没有任何底线,由此造成的历史恐怖感特别可怕.回想一下当初审讯四人帮时王洪文的变态表示,就会晓得那种害怕感有如许可怕,像王洪文那种上海滩上造反起家的亡命之徒,在法庭上都吓的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不顾堂堂一个中心副主席的身架,太监奴才般地拍板弯腰去谄谀那些小小法官,法官一个眼色一声令喝,他就立即疯狗般地扑向其余被告,呶呶不休地自动检举和作证,犹如程序把持的机器人普通.人们不妨想一下,一个连死都不怕的流亡之徒竟然都会吓成这样,个别老百姓又如何可以蒙受!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能忍耐独裁压迫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暴力调配的不均衡,是中国老百姓与西方国家老百姓对社会变革不同立场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变革的全体暴力单方面压在老百姓头上,所以老百姓对革命非常胆怯,反革命则无所顾虑;欧美社会变革的暴力摊派在革命和反革命双方身上,并且反革命承担的暴力往往还多些,所以西方国家老百姓比较轻易接收革命,而复辟后反革命的报复则往往投鼠忌器.犹如今天欧美市场的道德秩序是酷刑重罚的结果一样,现代欧美和平的政治秩序同样是暴力循环的结果, 欧美国家的民主多少乎无一不是暴力较量的结果,也许有人会说北欧走的是和平道路,不错,北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形成的,但是和平道路本身依然是阶层力量均衡的结果,力量均衡使反动权势对提高力量没敢也没有才能实施暴力镇压,恰是力量平衡束缚了双方应用暴力,北欧才走上了和平变革社会制度的道路,实现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渐变进程.实在,中国近代以来每一次革命之前也都曾抉择过和平改良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前有百日维新的和平改进,共产党武装暴动之前有陈独秀引导的和平改良,包含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和平改良的性质!结果答复百日维新的是菜市口刑场屠刀下滚落的脑袋,回答共产党改良的是"四一二"大屠戮的血流漂杵,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则是对老百姓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目前胡锦涛新政提出的树立"学有所教,劳有多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协调社会,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第四次和平改良,在此之前的光绪皇帝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胡锦涛能成功吗?无论是否胜利,中国国民都只能捉住这第四次机会,争夺通过和平方法停止暴力轮回的历史,进入以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争真个和谐社会.愿天助中华,这一次可能成功!
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主体的老百姓的历史悲剧,还不仅仅限于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比暴力分配不均衡更加可怕的,是单方面承受全部暴力的受害者,却被反动文人制造的刽子手文化妖魔化为制作暴力的恶魔.中国反动文人的极端恶劣操行赋予了中国反动派以西方反动派所不拥有的极端残酷性,就是在用枪杆子杀人之后,再用笔杆子去持续杀人,应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完全倒置地说明历史,让流氓去批判受害妇女淫荡无耻,让杀人越货的匪徒去批评被害者野蛮残暴,把他们自己最残暴最血腥的所作所为和最昏暗最歹毒最龌龊的所思所想,全部加诸在革命及革命者身上,然后代代相传地不停控告,控诉革命有罪、造反有罪,暴力革命更是罪上加罪,最让人感叹的是这种"暴力革命有罪论",恰好是通过极端残暴的暴力手段终极推广为一种社会广泛的价值观,这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残暴文化,是中国反动文人独创的刽子手文化.并且这种刽子手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刽子手屠杀越彻底越惨烈,对受害者的妖魔化就越重大,控诉就越强烈,转而对刽子手的颂扬就越热闹.就拿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遭遇的三次大屠杀来看,蒙军大屠杀,杀掉了汉人80%以上;清军大屠杀,同样杀掉了80%以上的汉人;从八国联军到后明天将来军的大屠杀,虽然屠杀规模低于前两次,但是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完全雷同.可是目前盘踞中国主导位置的那些学者文人,却一方面动用全部媒体大肆歌颂大屠杀的首恶成吉思汗、康熙、多尔滚;另一方面又全力以赴地丑化妖魔化当时抵御蒙军清军侵犯的各地农夫起义力量.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拍摄歌唱东条英机、岗村宁茨等人的影视剧,不是因为日自己对中国的大屠杀,而是因为日本人战败了,否则,中国人天天晚上翻开电视看到的确定是东条英机的雄才大略,或者是岗村宁茨的赫赫军功.
有名的所谓"七杀碑"就是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典型阐明.明末清初,入川的清军几乎杀光了四川人,300多万四川人被杀的只剩下一万多人,为了把杀光四川人的罪行推到40年前就已战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头上,就编造了所谓的"七杀碑",把张献忠的话"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篡改为"生成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把张献忠妖魔化为杀人魔王.后世历代御用文人学者为粉饰反动集团对人民的残暴屠杀,无不仿效编造"七杀碑"的伎俩,"七杀碑"也就成为中国刽子手文化的千古经典,只有一发生屠杀百姓事件,"七杀碑"文化就会立刻泛滥成灾.此前曾看到一位空军大将居然扔掉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写起了讨伐农民起义的历史论文,其中痛骂张献忠是"禽兽",依据也是"七杀碑",当时十分震惊,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就是由农民暴动而来,最初称为工农红军,怎么会对同根相连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如此冤仇?后来知道了其驸马身份才豁然开朗,本来是酒徒之意不在酒,宣杨"七杀碑"等历史假话的目的,是要用史例证实屡次被镇压的那些死难学生都是一些张献忠之类的嗜血歹徒."七杀碑"这类如此拙劣的谣言之所以能够成为史料根据,不是因为后来的反动集团和反动文人忽视粗心,而是因为相同的阶级好处和相同的屠杀阅历,使他们成心曲解历史.把人杀掉后再扣一顶嗜血暴徒的帽子世代控诉,是中国无耻的文人学者发明的一种独具中国特点的血淋淋的刽子手文化,中国的文人学者为了避免自己也成为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屠戮对象,便为这种残暴文化设置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底线,即对知识分子只可杀不可辱,而对那些不属于知识分子的造反百姓,则是可既杀又可辱,死后也要给戴上一顶暴徒或恶魔的帽子,并且把屠杀者所做过以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野蛮残暴最灭绝人性的手段,全部加诸在被杀者的身上,再纠集一帮下流的狗男女搞些哭哭啼啼的创痕文学进行感情渲染,历史上的善恶虚实就这样被彻底颠倒过来了.
中国刽子手文化、屠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像欧美等西方国家那样反对暴力本身,而是只妖魔化革命暴力,并且越到后来越极端,目前已发展到至高无上的田地.满清文人把杀光四川人的罪名推到起义农夫头上,至少仍是在实在材料的基本长进行改动假造,现代文人学者则直接颠倒是非指鹿为马,把学生之间使用拳头的武斗控诉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而把使用坦克坦克车凑合学生的变革颂扬为五千年以来最巨大的盛世.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盗亦有道,就是说土匪强盗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为乌托邦作家们的创作供给了灵感源泉.",而中国的文人学者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约束,谁有屠刀就歌颂谁,谁被打倒就妖魔谁,这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恶劣品行,连其尽忠的主子都对其觉得讨厌鄙视,耻于和学者文人同类,始终将其踩在脚下,这是世界历史上唯独中国常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欧美历史上的革命暴力甚至超过反革命暴力,却很少见到欧美知识分子控诉和妖魔化革命的景象.英国大革命中处死查理国王的克伦威尔,杀得英仑三岛反动派血流成河,临死前还遗憾地感慨,如果不是英吉祥海峡的拦阻,他会杀得整个欧洲反动派昼夜颤抖;可是克伦威尔不仅没有像张献忠那样被妖魔化为嗜血魔王,反倒成为欧洲知识分子赞扬的豪杰,世界大文豪雨果就是在歌颂克伦威尔的创作中竖起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实践大旗.法国大革命暴发后,巴黎街头枪决反革命的枪声连续数月之久,在"血色九月"中一次就处死了被关押的上千名反动分子,可是包括欧洲知识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并没有因而而否认法国大革命,甚至对"血色玄月"本身的反思和控诉都没有,包括中国最疯狂的反动文人都一直躲避那场对反动分子酣畅淋漓的大规模镇压,而对中国灵魂救赎性质的文化大革命,30年来却一直喋喋不休地诅咒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大家不妨用电脑搜索一下,搜寻法国的"血色九月",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干信息,搜索中国的"文革浩劫",一下子就能搜索出几十万条信息.
在这里咱们看到了中国主流文人学者创造的一条最邪恶的伦理法则:宽容之所以被妖魔,就因为是宽容;善良之所以被践踏,就因为是善良;弱者之所以被欺负,就因为是弱者;把被强横的妇女骂作贱货,是为了今后继承强暴;对中国革命的疯狂咒骂,是因为中国革命没有杀掉他们及其同类.中国一代接一代绝大多数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仁慈的中国人民,都被这少数反动文人创造的邪恶法则蒙蔽了双眼捆住了四肢,一代接一代地一直反复着东郭先生的悲剧.期间只有二个人是苏醒的,鲁迅和毛泽东.鲁迅生前重复告诫革命者一定要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力,不要被落水狗夹起尾巴的可怜样子所困惑,何况莱昂从未说过爱她,而要趁其落水之时将其彻底打死.惋惜鲁迅不是克伦威尔,素来没有领有过暴力,无奈避免革命者重复东郭先生的悲剧运气,"锄恶务尽,赶尽杀绝"始终都是反革命单方面的政治专利.毛泽东在武装的反革命眼前,态度是坚决的,谆谆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悯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要重蹈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悲剧,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暖和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革的革命,结束中国数千年来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一般百姓,也能过上人的生活,占有人的尊严,不至于因为贫穷看着亲人死在病院外面,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妻女走上卖淫道路,不至于因为贫困眼看着父子兄弟走进黑煤窑的不归路,不至于因为贫穷在接到儿女的大学录取告诉书时失望自杀mm,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巨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解脱那个农民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堪称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传世私服,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不仅感叹主席家人的悲惨遭受,同时还感叹中国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环的旧有道路.
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恶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殊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量的造反派被押赴法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但凡在文革中不被打倒的干部,简直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生前错误张钦礼便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悲剧典范.这位怀揣干粮徒步走遍兰考县每一寸土地,数十年始终率领大众治沙载树的共产党人,文革后作为县革委会主任被判正法缓,到2005年去世时在监狱里渡过了30个年头,可30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让兰考县的老百姓忘却他们的带头人,听到张钦礼逝世的新闻,兰考县及其周边地域的老百姓从四野八乡奔赴而来,来送送30年前在洋溢的风沙中跟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的好书记好主任,白幡动地、哀歌震天、人潮翻卷,泪水掩面,从郑州到兰考百余里的途径旁祭祀的香案连绵不绝,很多年逾花甲的白叟哭喊着跪倒在路边,一声声"张书记,你走好啊"的召唤令天地变色、风波哭泣mm,这是怎么令人心碎的一幅场景啊,数万百姓自发送葬的居然是30年前就已入狱的一个囚犯!固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老百姓自发送葬的局面,但那只不外是老百姓借机发泄的一种手腕,事件从前老百姓也就忘记了.张钦礼是历史上独一的例外,去世三年来,老庶民不仅没有淡忘掉,反而祭祀吊唁的范围越来越大,三年来老百姓自发设破的各种墓碑已构成一个巨大的碑林,如斯众多的墓碑上都写着相统一个名字:张钦礼,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千古第一人文异景!这座由天地正气、民族魂魄、世间伦理、百姓赤忱锻造的宏大碑林,静卧在中原大地的荒野旷野上,在向暴风向日月向历史向将来讲述着什么是红卫兵,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文明大革命,什么是被狼吃掉的东郭先生mm
或者有人会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过暴力镇压反革命的活动,不错,但这偏偏是中国革命悲剧终局的另一个原因.比拟中外革命就会看到,欧美革命砍掉的都是皇帝国王等统治团体的塔尖,中国革命革除的则是流氓恶霸军警宪特等统治集团的基座,这两种革命不同的镇压对象发生了不同的历史后果.欧美国度中官越大承当罪恶越大,革命中被镇压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作恶方面就越是有所收敛;中国则相反,官越大就越平安,官大到必定水平,甚至比绝大多数革命者还保险,如建国后那些国民党战犯,生涯待遇要远远高于绝大多数打天下的革命者.这就在客观上发出了一个恐怖的历史信息:要想防止未来被清理就只有做大官,要想做大官就只有作大恶,从而形成了罪行大竞赛,谁的罪恶越大谁将来就越安全,这是世界历史上中国官僚最肆虐中国百姓最悲惨的一个主要起因.之所以会造成欧美革命杀上层、中国革命杀下层的不同镇压状态,同样是由东方文化的道德建设功效和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议的.与西方文化看重外在制度建设不同,东方文化更加器重内在道德建设,把规矩制度等外在秩序只是看作实现人类完善的工具和手段,自身并不是变更的目的,通过道德污染实现人格的完善和发展,才是变革目标.所以不太在乎人们做什么,而更加在乎怎么做;做什么是轨制决定的态度决定的,怎么做是品德决定的.制度和立场等外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可以谅解,道德品质等内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则不可以原谅,从而形成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伦理法令.高俅搭救林冲西门庆谋害武大郎,被百姓视为十恶不赦的无赖流氓;武松血贱鸳鸯楼怒杀张都监全家高低一十八人,却被百姓视为好汉.为什么?因为他们体现了不同性质的人格气力.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化身的毛泽东,天然把推动听格完善的道德力量注入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存在了灵魂救赎的性质,反应在革命镇压对象上,就是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更在乎你的道德品质;不会因政治立场而杀人,只会因品质恶劣、民愤极大而镇压;政治立场是制度决定的,不应由个人承担罪行;个人只应当对个人品质负责.就这一点来讲,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人性最高情势的革命,建国后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良好道德风气,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曾经彻底毁灭了黄赌毒黑的唯一净土,就是这种革命的成果.假如是在中国革命中,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毫不会被杀,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会全家22人被尽数处逝世,1.95传奇,因为就其对本国所犯罪恶来讲,伪满天子赙仪的罪行超过他们三人的总和.虽然这种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美具备宏大作用,但是却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镇压的重点是在下层,由于采用极其野蛮残暴的手段虐杀革命者残害老百姓的,大都是处于统治集团底层的一些灭绝人道的人渣,如当初公民党的军警宪特和流氓恶霸,其手段之蛮横残酷,即便依照国民党的尺度来权衡也都属于刑事犯罪,已经完整冲破了敌对奋斗的文明底线,不仅仅是对革命力气的犯罪,也不仅仅是对老百姓的犯法,完全是对全部人类文明的犯罪,必需履行坚定镇压.所以中国革命可以放过军统头子,然而绝不放过严刑折磨江姐的凶手;能够放过国民党战犯,但是绝不放过用铡刀铡死刘胡兰的刽子手;哪怕是上天入地搜遍天南地北,也要把这些凶手绳之以法、斩尽杀绝.这就形成了放过上层只弹压下层的中国革命特点,这个特色在客观上推进了反动集团越来越猖狂的犯罪比赛,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世界上最脆弱最萎缩最麻痹最冷淡最可怜最悲惨的老百姓.
我忽然想起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迷信条件之一的能量守恒定律,看来不仅做作界能量是守恒的,社会发展的能量也是守恒的,社会变革中诸如暴力、恐怖等因素完全是一个恒定量,既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加诸在反革命集团身上的暴力恐惧越多,革命阶级和人民干部承担的就越少.发明能量守恒定律的西方人深谙此道,通过畅快淋漓的革命杀害,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自在和民主,并且坚韧不拔地猛攻着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谐的政治规律,迫使反动集团可以把暴力和恐怖加诸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人民头上,却很少敢于加诸到本国人民头上.目前中国右派在控诉和妖魔文革的同时,受其美国主子的驱使,大加歌颂和引进所谓优胜的西方文化,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历史部署,在灵魂救赎的革命失败之后,让右派把西方式的革命引进中国,如同主席生前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旦中国革命脱离毛泽东生前设置的灵魂救赎轨道,中国所有的反能源量就会发现,否定文革的西方化道路是多么可怕,到那时他们就会发自心坎地由衷感叹:如果毛泽东活着该有多好!当然,那些财产和支属已经转移国外、自己也已经失掉或将要取得本国国籍的买办汉奸,会庆幸那时自己已身在大洋此岸,但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犯下的深重罪行,他们对世界上最漂亮家园造成的覆灭灾难,属于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行,不仅会动摇中国人民的锄奸信心,同时也会激发世界各国人民的恼怒追惩,即使有的能够漏网,也将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整个身心都将陷入永远不见阳光的黑暗地狱!
我好像再次听到了那穿梭历史天空略带稚嫩的狂野吆喝: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mm卡尔*马克思消耗四十年穷尽终生精神论证的这四个字,全世界无产者抛头洒血实际的这四个字,中国2800万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托起的这四个字,却被一个夹着大雪茄的苍老手指连同抽剩的烟灰一齐微微弹掉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再次失去了进入古代政治文化的机遇.